蔡澜：我的人生为自己而活

众所周知，蔡澜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早年他爱电影如命，在电影行业摸爬滚打40年，可就在1992年电视做热了的时候，蔡澜却做起了生意，创办茶饮料，转向了美食写作，开设专栏。

看似莫名其妙的事，蔡澜自己却说“一生做错了一件花40年才知道是错的事，不应该一直沉迷在电影行业里面。”

作家的生涯，才是蔡澜自己想过的日子，才活得有趣。如今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他依旧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什么都会玩一下。

其实，任何人生阶段，“玩”都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主题。

一个有人味的人

说起蔡澜，人们很容易把他和“香港四大才子”“食神”等标签联系起来。但是当问他最喜欢哪个标签的时候，他说的却是“一个有人味的人”。

事实上，任何一个标签确实很难完全给他定义。他不仅对美食、金石、书法等领域颇为精通，而且在电影行业也深耕了将近40年。对于有些人来说，这已经是一辈子的职业生涯，但是对于他，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蔡澜出生于新加坡，父亲是一名诗人，同时担任邵氏公司的电影发行及宣传。受父亲的影响，蔡澜很小的时候就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7年，17岁的他被邵逸夫看中，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他随即在日本大学攻读电影课编导系。毕业后，蔡澜来到香港，正式任职邵氏电影监制。经他监制的电影有《城市猎人》《龙兄虎弟》等。

在做电影的这段时间，他会同时接触四五个剧组，同时协调剧组的不同岗位。压力大的时候肯定有，大多数时间，他将拍戏的剧组当成一个大玩具，并且尽可能将这个玩具做得好玩、精致一些。

比如，他会去找最漂亮的旗袍给女演员，去把某个吃饭的菜品布置到最好等。玩着玩着，竟然也玩出了诸多趣味。

蔡澜虽然不太喜欢“香港四大才子”的名号，但是他们平时聚在一起玩乐是经常性的。几个爱玩的人因为在酒吧逗乐，把在场的人哄得前仰后合。

后来，几人灵机一动，将这种娱乐形式带到了电视上，开了一档叫做《今夜不设防》的粤语访谈节目。

1989～1990年间，由“香港四大才子”中的三位（黄霑、倪匡、蔡澜）主持的这档节目收视率奇高，节目气氛轻松幽默，有如老友聚会，备受好评。

如果说蔡澜进入电影和电视行业是兴趣使然，那么，他进入美食圈则是偶然。

一次，他和父亲去餐厅吃饭，餐厅等不到位置不说，还受到侍者的奚落。回去后，蔡澜将餐厅见闻写成了专栏，后逐渐过渡到美食鉴赏。

由此，他也算真正走进了美食圈。转战美食之后，他的人生开始了以吃吃喝喝为重心的阶段。这一时期，他把自己对人生的某些极致追求融入美食文化里。

他出的美食方面的书、做的美食节目也蕴含着他对生活本身的一些思考。

尽管不同的时期会折射出不同的光芒，但有一样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蔡澜率性生活的人生态度。

这种态度看似有点“飘飘然”，其实还是以深刻的人生体悟为前提的。

他说，人生下来没有选择，这一生过得实在是苦多于乐，从这点来说，每个人似乎都是公平的。

但是怎么把这些苦变成甘甜，就要看个人心态了。如果你努力一下，争取一点，把每天都过得好一点，那么明天一定会过得比今天精彩得多。

随心随意去生活

但是话说回来，毕竟谁都想随心随意地生活，然而，真正能做到的有几个？

特别是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来自社会、家庭的压力都很大，如何处理好自己随时产生的各种负面情绪问题，让每一天都活得更加快乐，变成了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蔡澜说，千百年来，年轻人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大同小异的。他曾经用书信回答过很多年轻人的提问，现在用微博也回答过很多次。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以前来信的年轻人的烦恼和现在微博上提问的年轻人的烦恼几乎是一摸一样的，都是关于孤独、感情、工作、衰老以及自己内在的一些精神困扰等等。

这些问题永远存在，永远都解决不了。

在年轻人的这些问题中，他认为孤独的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以前傅雷在《傅雷家书》里说：赤子孤独了，就会创造一个世界陪他。

蔡澜的意思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通过书籍、音乐、电影等途径交朋友，那里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陪你度过一段旅程，陪你打开一个新的视野，陪你走过一段黑暗的时光。

至于说其他的一些问题，很多是没办法解决的，他也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法。但是他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并说很羡慕那些能够在艰难时光中依旧活得优雅的人。

小故事是这样的：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候，苏州的一位男士生活拮据，还莫名被人打了一顿，在走路回家的时候，他在沟渠里面捡了一些浮萍，回到家里放在茶杯里，每天就看着这个浮萍一天一天地生长，看得饶有兴致。

在艰苦的时候，那位男士还能够以这样的心态享乐和欣赏，实属不易。

所以，生活不一定要非常有钱，有当然最好，没有的话，任何东西都可以拿来玩，这需要你的想象力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想要随心随意去生活，如果可能的话，还是要多赚一些钱，在踏实努力的基础上，多赚一些钱，就是给自己多一些自由”，蔡澜说。

尽量不写一句废话

为了给自己更多的自由，蔡澜这些年一直没有停下能够赚钱的兴趣爱好。写作出书、做美食栏目、卖暴暴茶……

蔡澜从14岁就开始写作了，年少的他出道是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上发表作品《疯人院》。

40岁时，他受邀在《东方早报》副刊《龙门阵》写文。后来，他还在金庸的《明报》副刊上写专栏。写作30余年，出书超过200本。

2018年，蔡澜又出了一本选编散文随笔集《随心随意去生活》，内容涉及美食、电影、读书、交友等多个方面。书里的每篇文字都很短小精悍，给人意犹未尽的阅读体验。

而之所以选择这种简短的小文，蔡澜说，因为香港的生活节奏很快，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所以他写作也尽量简洁，还因为受到明朝小品文的影响很深，所以尽可能连一个废字都不写。

写完每一篇后，他就从头到尾修改一次，放在一边。第二天早上起床看一下，再修改一遍，发到报社排出来后传真回来再改一遍。

所以，每一篇文章看起来好像信手拈来，其实都经历过至少三遍以上的修改。

这份对文字的认真，源于他对写作的珍视。

“我认为写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地方让你发表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要好好地珍惜，好好地对待每一篇文章”。

然而，到目前为止，他都坚持不用电脑写作，每一篇文字还是手写。他说，纸质的手稿有电子屏幕不能取代的书香。

幸运的享乐人生

蔡澜觉得自己幸运，做什么，都是在黄金时代。做电影，逢上香港电影最黄金的时代，出书，也是出版业最风光的时刻，餐饮的黄金时代当然更长，是永远。

这么多黄金时代来来去去，蔡澜进进出出，倒也豁达。

“有什么遗憾的？我还要做的事情很多。”蔡澜自觉，活得越来越像他母亲。母亲活的精致，临老，也永远要画淡妆才肯出门。

去哪儿都会自备袋装酒，早中晚，喝个尽兴。

就该为自己活着。

他活得明白，反倒是外人总是迷迷糊糊。外界有种种微词，蔡澜却不管不顾。他最怕被管，除了母亲的管束，其他一概不理。

“他们又不了解我，有什么资格评论，要说就说去咯。”

至于道德这类基本枷锁，年纪一大把的蔡澜，已全然不放在心上：“你不去想它，就不是问题了。”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提起这个，蔡澜有一套标准答案：“我是要带给人家快乐的，提它做什么呢？”

不仅不提，还要装进保险箱，拴上铁链子，再一脚踢进大海里。好好活着就是生活目的。是否还有更崇高的目的，比如男人的三不朽？

蔡澜又兴奋起来，讲倪匡的故事。

他一人分饰两角：先演一个台湾著名作家，指着倪匡，“倪匡，你的作品是不能留世的，我的才可以！”接着又学倪匡做出可爱的样子：“是的是的，你的可以留世。

留给你的女儿，你的女儿留给你的孙女。”最后一句，他故意拖慢语调，“仅此而已！”

和痛苦的许知远一样，出于知识分子的想象，很多人习惯相信，在那样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李渔和张岱的享乐主义，都源于逃离。

蔡澜却很不以为然。他早没什么可抱怨的，也消散了义愤。

他把自己包裹成享乐主义本身。

这是一个一惊一乍的理想时代，大家自以为痛苦是多么与众不同，理想是多么惊世骇俗。

只有他轻描淡写，用精致的生活证明，痛苦并不能证明你独特。

众多社会头衔，蔡澜最在乎的就是：“一个人。”一架飞机上，蔡澜照例喝着酒。飞机遇到气流，开始剧烈颠簸。

边上一个澳洲人抓住扶手，紧张得不行。蔡澜则是神情淡定，颠簸停了，澳洲人看过来，问了句，“老兄，你死过吗？”蔡澜答：“我活过。”

这个故事在各种场合被提及，真伪不可考，却足见蔡澜的人生态度。

没有人知道他最真实的内心。蔡澜的父亲蔡文玄，是个诗人，早年去了南洋。

他呼吁过：“谋国之士奋然兴起。”

年轻时候的蔡澜，也曾有过野心。他想拍出好的艺术电影，他考虑香港的社会问题。如果他能改变什么，蔡澜说，当然愿意去抛头颅、洒热血。

如今，蔡澜定居在九龙城。这里是香港著名的美食中心，有最后的石板街和大排档，招牌在路的两边层层叠叠。商场里从小学生的课本，到老人家的寿衣，一应俱全。

嘈杂的市井气息让蔡澜喜欢这里，买菜，喝早茶，吃鱼腩饭。

他活在闹市，笑看人群。

（来源每日深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