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杨苡的最后岁月：比起成就，她更在乎她的生活

翻译家杨苡，享年103岁，主要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等。 （受访者供图/图）

多年前，所居住的南京大学家属宿舍，进门处添了八个字：“遵照医嘱，谢绝来访”。自1965年搬入这个七十多平方的单元房后，杨苡在此度过半生。2003年一次严重骨折过后，杨苡深居简出，很少走出她的小院。十几平米的客厅却常常宾客盈门，南京大学教授余斌说，那里恐怕是“二号新村大院里最热闹的地方”。

杨苡的客厅“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皆有，话题不拘，家长里短或者国家大事，她都聊得饶有兴味。有时预约来访的人太多，索性“一锅烩”，把不同人拉进一个谈话场。遇上喜爱的访客，杨苡一口气能说上好几个小时。资深出版人张昌华对她超人的记忆力感到惊讶，“往往都是她说我听，我只是不时插两句帮腔逗趣。她一会儿巴金萧珊，一会儿沈从文张兆和，一会儿萧乾‘小树叶’，一会儿穆旦、巫宁坤，还有黄裳、邵燕祥等等，谈个没完。”

有时，有“冒失鬼”未经预约，闯进门来，索要签名和合照。她最讨厌这样的情形，不好意思拒绝，还要以礼相待。事后又常常感到后悔。偶尔碰到个说得来的，两句说开心了，又把讨厌忘掉。步入晚年，她越来越喜欢清净，“热闹过后她常常会觉得疲劳”，余斌观察。

晚年，她的身体开始遭遇病痛的纠缠。严重的食道反流吞噬了大部分食欲，她自觉“健步如飞”，好动又不服输，摔跤成了家常便饭。争夺身体的掌控权，成为杨苡晚年生活的常态。

82岁的大女儿赵苡住在对门陪伴，但体弱多病，杨苡主要的生活由保姆小陈照料。女儿赵蘅远居北京，她发现，母亲以自立为傲，享受独居状态。“她很得意自己的臂力很强，经常躺床上挥动她的手，多有劲。拿东西，几年前还能拿暖瓶倒水，她都要自己做”。

去世前两个月，杨苡卧病在床。有一回，保姆有事不在身边，她急着起来，又摔了一跤。在地上，杨苡从床上拽下一只枕头垫在身后，找到舒服的姿势，靠了大概半个小时。“她后来跟我说，她还是很想掌控（身体），不愿意放弃这种掌控，当然她也一点一点接受，不断地有事情，出状况，她的身体对她发信号了。”余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7年，《西南联大》导演之一吴镝曾当面问杨苡，晚年是否为孤独所困。“她说，那个年纪的人已经不在乎什么孤不孤独，因为她从八十多岁开始，就不断地送走她的家人。年纪活得越大，你就必须要承受这种不断送别的过程。”

生前，杨苡并不避谈生死。过了95岁，杨苡时有表达她对死亡将至的“预感”，“比如，‘今年过不去了’‘还能活半年’‘我自己有数的，冬天肯定不行了’……有点‘时刻准备着’的意思。”余斌说。

2023年1月27日晚间，103岁的杨苡行至人生终途，遗愿是希望骨灰撒入故土天津的海河。

她去世后，这位百岁老人的生平旧事广为流传。在外界看来，她是《呼啸山庄》译者、西南联大学子，人们津津乐道于她与巴金、沈从文等人的相处轶事。但多次拜访她的纪录片导演徐蓓觉得，更难得的，是杨苡自己的独特人格魅力。“她去世后，这么多人愿意走进她，倾听她的故事，不仅仅是因为她西南联大学子的身份、她的家事和朋友圈。”徐蓓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分明看到，她是多么神奇而迷人的存在。”

晚年杨苡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上，她看书、写字，不求发表。 （受访者供图/图）

天真与经验的奇妙混合

围绕在晚年杨苡身边的亲友都觉得，“好玩”是她的生活哲学。

杨苡的住所很少像别的老人那样缺乏生气，她喜欢“物资调拨”，常常隔一段时间，就指挥保姆重新排列组合家具和玩偶的位置。“这是外人不易觉察的，杨先生自会兴致勃勃地提起，且告诉你如此归类的理由。就像把一些老歌请人录在一起听，又或聚起了满橱各种材质的玩偶、娃娃一样，到老太太嘴里，都是‘好玩哎’，她经常给一个解释是：‘这是我的一种玩法。’”余斌回忆。

杨苡的日常趣味很接地气，到了晚年，她爱看传记、回忆录和《大宅门》《情满四合院》这样的电视剧。余斌认为，“有些方面像张爱玲说她姑姑那样，是轻性知识分子。”

杨苡爱看央视电影频道的《佳片有约》，每周的电视报上，总提前划下想看的电影——通常是《罗马假日》《魂断蓝桥》这样的译制片。到了播出的时间，她让保姆给女儿、朋友们打电话，请他们一同观看。“很多朋友都收到她的电话。大家就跟着我妈妈的指挥棒，其实我们都不在一起。”赵蘅说。

每天早餐，杨苡先要空口吃一勺花生酱，再抹在面包上，拿刀子一切两半，配着咖啡和奶，有时候吃完，吃不完就放在冰箱留着下午吃。朋友拜访，她细致教会女孩如何抹匀花生酱。“她不觉得这个费事、浪费时间，她觉得这应该是生活的必然。”赵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最近这些年，杨苡的听力不断下降，和人交流变得困难。余斌十多年前开始做杨苡的口述史，常来和老太太聊天，有的问题，来来回回问上好多遍。保姆小陈看到这幕场景，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余斌的提问，像是在摁一个机器的按钮，摁了就出声。之后，余斌再次登门，杨苡兴冲冲和他讲起其中的有趣之处：“（余斌）摁的，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

纪录片《九零后》导演徐蓓因拍摄西南联大往事，登门拜访，她对杨苡最初的印象是那双明亮的眼睛。她说，通常人到了一定的岁数，眼睛会变得浑浊，不知道聚焦在哪里，但杨苡不是。

每次拍摄，杨苡要端正坐好，着装齐整。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时，她需要借助助步架，但她不允许镜头拍下这个画面。

那次拍摄，团队里有个天津小伙子问杨苡，离家多年，是否还会讲两句天津话。杨苡逗趣地说起一首儿歌：“来到天津卫，嘛也没学会，我学会开汽车，压死二百多，警察来找我啊，吓得我一哆嗦，我是连滚带爬，是钻进了耗子窝。”

“对大多数人来说，到了那个年纪，经验会整个遮蔽天真。”余斌用杨苡的译作《天真与经验之歌》来形容她晚年的状态，是天真与经验的奇妙混合，“她有天真的底色”。

余斌发现，她闲不住，每天的日程密集而紧凑。看到好看的布，她指挥保姆留下，没多久就制成了窗帘和门帘。她从不用现在人用的卷纸，而是买来旧时用的大纸，坐在床边，把它们裁成合用大小。去世前几个月，有记者前来采访，杨苡卧病在床，仍然坚持画了个眉。

“杨先生常说到同辈甚至年轻一辈的谁谁不在了，也说到自己的时日无多，”余斌在旧文中写道，“但你分明感到，她仍在饶有兴致地参与‘现在’——只要觉得仍然有‘好玩’的人与事，她跟这个世界就‘不隔’。”

1919年，杨苡出生在天津一个旧式大家庭，她在教会学校接受了西式教育，后来成为西南联大的学生。 （受访者供图/图）

译家杨苡

2019年，徐蓓来采访，看见百岁的杨苡仍似少女，恍惚觉得自己像在和英文系的学姐对话。她半躺在床上，小收音机反复播放年轻时的歌曲《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当我们年轻时），对徐蓓说，“这是我的小快乐”。

1919年，杨苡出生在天津一个旧式大家庭。她曾说，自己在五四运动爆发这一年出生，是“生正逢时”。“我最基本的判断和态度，或者你说常识、价值观也行，都是新文化给我的。这里面也包括对旧式家庭的态度。”

杨苡对家的印象很糟，鸦片、小脚、姨太太，她说，那是个“标准的封建家庭”。巴金的《家》出版后，杨苡在其中看到了生活的某种翻版。她给巴金写信，“要做他笔下的觉慧”，离开沉闷的家。在后来的很多次采访中，她都提及这位贵人对她人生的引导作用。

和身处那个家国动荡年代的青年人一样，杨苡对现实保持着锐度。杨苡在天津“美以美会”创办的基督教教会学校读了十年书，打下了不错的西学基础。在这所学校，每年毕业班的学生会组织排练莎翁的戏剧。1937年，杨苡临近毕业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毕业班的同学“爱国热情高涨”，改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用的还是中文。后来，学校里挂上了日本的国旗，她对老师说：“等重新换上了中国国旗（我）再回来。”

“出走”成了杨苡的命运选择。此前，她因所写诗歌中有“骂日本人”的内容，陷入危险境地。她即将入学的南开大学遭到轰炸，迁去了昆明。她如愿离家，成为西南联大的学生。杨苡原本报的是中文系，沈从文劝她不该被线装书缚住，于是她改念了英文系。

杨苡译涯的起点是拜伦的一首长诗《锡雍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Chillon），发表在《现代文艺》上。得了些稿费，杨苡的翻译热情得到激发。那时她已从西南联大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借读，和翻译家赵瑞蕻结婚，做了母亲。1950年代，巴金给她写信：“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

在她之前，著名翻译家梁实秋将《Wuthering Heights》翻译为《咆哮山庄》，杨苡觉得“咆哮”二字不好，但也想不出更好的表达。

一日，伏案翻译的杨苡忽然听到窗外的雨声，“我所住的房子外面本来就是一片荒凉的花园,这时我几乎感到我也是在当年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所古老房子里。我嘴里不知不觉地念叨着‘Wuthering Heights’……苦苦地想着该怎样译出它的意义，又能基本上接近它的字音……忽然灵感自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呼啸山庄》的名字自此译定。

杨苡曾在回顾四十年翻译生涯的文章中，提及翻译过程的繁琐：“泛读、精读、构思、写草稿、修改、重抄、再整理润色、再重抄（也许摆上几年又重改重抄）。这中间不断地嘴里念念有词，不断地查阅字典（我认为我的记忆力是不可信的，我从不敢瞎猜）……忙了一大阵，一年或半载，最后也许定稿仍不满意。”

“整风”与“反右”时期，翻译一度为杨苡一家带来了麻烦。她翻译的《呼啸山庄》和丈夫赵瑞蕻翻译的《红与黑》被批评为“宣扬有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外国古典名著。她从1957年开始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也未能幸免。“文革”开始后，杨苡的作品历经六年审查，直到1972年，方才得到“解放”。

1980年，尚未到达退休年纪的杨苡，直接从单位辞了职。余斌问及原因，得知是“对单位有不好的记忆”，那些年，被批、挨整、受调查，杨苡一直陷在不好的境地，“我想上班什么的，她有点嫌烦”。身边人劝她等定了职称再退，她不肯。直到最后，她也没能进入到高校的职称序列。

人至晚年，杨苡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上。她照样看书、写字，写的大多是散文，看见有趣的小文章，她偶尔译成英文，但不求发表。

1951年，杨苡一家合影。三个孩子分别起名为赵苡、赵蘅、赵苏。 （受访者供图/图）

“她是潇潇洒洒走一回”

口述史《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出版后，有人评价杨苡，是一位“非典型联大学子”。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西南联大的学子抱有某种典型性的想象。“杨先生的状态可能会溢出这种想象。”余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5年，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杨苡说，自己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不爱钻研艰深的学问。“上联大之前，我浑浑噩噩，成天看小说、唱歌，用绒线在麻布上绣东西，甚至还买了一把明亮的乐锯，没事就吱吱地拉着，幻想有一天能奏出托赛里的小夜曲。”

“她18岁离开日本人占领下的天津那个让她苦闷的家，只身到昆明入西南联大读书，是争自由，希望自由自在地说话，随意安排生活，要的也是自由。”余斌如此理解杨苡离家的意义。

在西南联大，杨苡加入了全国抗敌文艺协会云南分会，是出名的“年轻女诗人”（Young Poetress）。“这在天津是不可想象的，想想家里不让我去游行、参加集会，现在可以‘我行我素’，我尤其有一种成了大人的感觉。”杨苡曾说，“年轻真好，即使是那样动荡的岁月，那样艰苦的条件，我们对未来也是充满信心的。”

但余斌在做口述史时发现，杨苡有时并不愿意提及西南联大的那段时光。1940年，还在联大期间，杨苡和同窗赵瑞蕻结婚，婚事从简。杨苡坚持不办婚礼，连结婚启事上“情投意合”的字样也要求删去。“因为怀孕，那段时间我一直心烦意乱的。”杨苡说。

“说实话，有时候我是不大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家在联大发奋读书，我是因为结婚生了孩子中断了学业，到了报道里面，只说‘收获了爱情’。”杨苡对余斌说，“我是很喜欢联大自由、宽松的氛围的……我在昆明的头两年，特别是头一年，也是那氛围的一部分，但结婚怀孕以后，就是另一回事，我与联大不是一体的了。”

赵蘅笔下的母亲杨苡。 （受访者供图/图）

1950年代，巴金在看了杨苡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俄罗斯性格》后，曾批评她翻得有些潦草。在《天真与经验之歌》的译后记，杨苡指明客观原因：职业、孩子、家务。孩子在那个时间段成为杨苡生活的重心。1953年，高教部派赵瑞蕻赴东德教授中国文学，杨苡得知不能带孩子一起，就选择留在国内照料。1980年代，杨苡翻完《天真与经验之歌》后，没有太多翻译作品面世。

“她对事业，没有通常人们所想象的翻译家、学者、作家那样，看得那么重。”余斌解读。

在杨苡漫长的人生中，母亲默默施加着影响。巴金对她的影响力——离开天津求学、日后的婚姻道路选择，足以让这位文化程度不高的母亲耿耿于怀，因为那些都不在她的安排范围之内。贵族小姐式的生活让杨苡苦闷，但她从来不试着把母亲说通，“对她我从来不敢反抗，甚至没想过要反抗”。

“家庭重要、孩子重要，这些东西是从她母亲那儿得来的，她母亲对她的管束是比较严的。”余斌认为，杨苡有抵触，但抵触的同时，仍被潜移默化地影响，“她后来自己也觉得越来越像她母亲。她母亲主要的活动范围就是家庭，所以这一面影响到杨先生。杨先生有很多理念可能是来自于巴金，新文学，但是生活习惯、待人接物很多都是来源于她母亲。这个可能有点矛盾，一个立志要做觉慧的人，她自己后来是这样地（看重家），好像有点冲突。”

赵蘅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外婆总觉得母亲的姐姐杨敏如、哥哥杨宪益“用功、有才，是读书人”，反而让杨苡过早地负担家务，因此教她很多女工、家务事。赵蘅认为，身为子女的他们为此受益，从小就得到了母亲舒适的照顾。

“她对标觉慧是她的锐度，但是她具体的出走方式并没有那么‘锐’。”余斌认为，“她对大家族生活，其实是很反感、很厌恶的，这种反感、厌恶有一部分来自于她的亲身经历，还有一部分是《家》的导引，《家》教她用什么角度来看这种旧式的生活。但是她的态度不像曹禺剧里面写的‘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不是那种非常激烈的态度。”

1999年，赵瑞蕻去世。家里原本被丈夫占据的书桌，归了杨苡所用。赵蘅说，母亲有一个活页夹，里边夹了很多稿纸，有抄写的老歌歌词、孩子们幼年的儿歌，还写了不少打油诗，也有给别人写的便条书信，从来不在乎发表与否。“她不像我爸爸，我爸爸说，‘老天保佑我要再出六本书’。”

而杨苡从来不会放弃生活的乐趣，“她一直在表达写作，她也在享受生活。她该看什么电视剧，该看什么电影，该聊什么天，一点（压力）都没有。”赵蘅说。

一位独居北京的女翻译家，晚年几乎放弃了个人生活，吭哧吭哧地翻译、写作，“活得像个斗士”。在赵蘅看来，这与杨苡几乎是相反，“我妈妈不是（斗士），她是潇潇洒洒走一回的感觉”。

人生的最后，杨苡依然保持昂扬的生命力，她总说，“活着就是胜利”。对于晚年漫长的人生，她曾引用自己翻译过的一篇文章表达态度：“老朋友，请努力活到80岁吧，这是生命中最好的时刻。人们可以包容您的一切一切。您要是还有疑问，我就告诉您：生命始于80岁。”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