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 中国经济会好吗

新冠疫情持续三年，中国经济承受的短期阵痛会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造成影响吗？什么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在此文中拆解了两个重要的概念：经济的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

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增长率是波动的，有时候高一些、有时候低一些。朱天教授指出，短期内，消费将是中国经济在疫情后复苏的主要动力，但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导向和逆周期的宏观稳定政策，是激励长期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的根本保障。

理解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

区分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对如何认识并理解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把这两个概念混淆在一起，易导致认识误区，并可能由此带来政策上的偏差。

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一般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的持续提高，是个中长期的概念，通常用人均GDP中长期的平均增长率来衡量；经济波动指的是GDP增长率围绕长期增长趋势的变化（上升和下降），这种波动也叫经济周期。

长期经济增长是生产-供给问题，不是需求问题，决定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直接动力只有三个，即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这是经济增长真正的三驾马车。而平时人们所说的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是在给定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影响短期GDP增长率的三个需求因素，可以用来分析短期的经济波动，例如用来分析三年疫情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但不能用来分析中长期的经济增长。

下面我们用一组数据来看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的表现。在1979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只有300美元，而美国差不多是30000美元，中国人均GDP大约只有美国的1%；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8.41%，而美国是1.66%，所以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差不多每10年缩小一半，40年下来，今天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16%左右。人均收入持续不断上升，这就是经济增长，这是个长期的概念。这里所说的长期，指的是十年或几十年，但不是几百年或几千年，因为经济增长只是近代两百多年的现象。

来源：朱天教授演讲PPT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或者欧洲、日本快很多，这并不奇怪，可以说是因为我们的基数（即人均GDP的起点）比较低，属于追赶型的增长。但是为什么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速度比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快呢？我把这个问题称为“中国增长之迷”。

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要理解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40年高速增长的动力，需要从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来看，中国的优势究竟在哪里。

首先看投资，中国之所以经济增长那么快，是因为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整个GDP中的比重是全球最高的。韩国和新加坡也不低，印度也比较高，所以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比较快一点。要投资，必须要有钱，钱从哪里来？最重要的来源就是国内储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储蓄率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里是最高的，过去40年平均占到GDP的41.4%，超过了39.2%的固定资产投资率。

其次看教育。中国教育的最大优势，不是公共教育的数量，而是基础教育（即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根据一项权威的研究，影响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指标，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质量。基础教育质量高的国家，学习能力会比较强，吸收发达国家已有的科学技术的能力会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强。

最后看技术进步。任何高速的经济增长，一定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的，没有技术进步是不可能实现高速增长的。衡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主要应该看其创新能力的增长速度，而不是简单地看现在的水平。中国在过去30年里是世界上创新能力增长最快的国家。创新分两类：原创是做大家都没有做过的事情，模仿是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一个国家的模仿能力是跟基础教育质量高度正相关的。中国刚开始主要是模仿，但模仿和发明并不矛盾，模仿多了，自然会出现原创。随着中国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模仿的机会相对会减少，而原创的重要性会提高。中国的发明专利数在迅速上升，学术论文发表总量上也已经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与此同时，专利和论文的质量也在提高。

总结来看，改革开放、全球化、政治稳定都是中国高速增长的有利因素，甚至是必要条件，但不是中国特色所在。中国的优势是有着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因而能够实现世界上最高的投资率；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是最好的，学习、模仿西方现有技术的能力非常强，这使得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很快，模仿多了自然会带来原创能力的增长。这些才是中国和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地方，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差异化因素。

关注投资问题

这些年中国经济急剧下行的主要原因不是我们潜在生产能力增长速度的下降，而是需求尤其是投资出现了显著的下滑，这属于经济波动问题，而不是长期增长问题，所以要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方面来分析。

疫情三年里，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都受到极大的抑制，三大需求因素中唯一的亮点是出口。

但在疫情之前，中国增长就已经显著下行。从2011—2019年的数据来看，消费的增长率也在下降。但中国经济的下行不是消费增长下行带来的，因为消费增长在前些年都是超过GDP增长的。其实，恰恰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带来了消费增长的下滑。

当经济不景气时，鼓励消费当然有利于经济复苏，鼓励投资和出口也同样重要。但长期的经济增长是不能靠消费拉动的，而是靠投资、教育（包括培训）和技术进步。消费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最根本的因素，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显著下滑，短短五年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从2013年接近20%的水平，降到2018年的几乎零增长，下滑速度如此之快，不大可能是什么结构性原因造成的，而是我们这些年针对所谓产能过剩和企业负债的一些政策造成的。

来源：朱天教授演讲PPT

所以，中国经济的下行不是必然的，原因不是结构性的，不是人口红利消失，不是创新能力不足，不是什么比例失调，恰恰是投资出了问题，政策环境对投资不太友好，总是想把投资率压下来。殊不知，投资不只是短期需求，更是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试图通过政策压低投资率而提高消费率是不会带来经济增长的。

中国经济与最发达经济体之间还有很大的赶超空间，所以是可以也应该增长更快的。只要真正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开放道路，采取逆周期的宏观稳定政策，减少一些具体政策的失误，中国经济还可以继续较快增长，中国的明天还会更好。

教授简介

朱天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副教务长兼EMBA课程主任。他于2005年加入中欧，任经济学教授，并于2011-2016年间担任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系主任。加盟中欧之前，朱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十年。1994-1995年间，他在美国第一芝加哥银行任产业分析师。朱教授著有《大追赶：文化、制度与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式增长》等书，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并于2017年获美国比较经济研究学会颁发的最佳论文奖-博格森奖。他还常在国内外知名报刊和网络媒体发表经济评论。朱教授的教学领域是中国经济和管理经济学，曾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教学优秀奖。

（来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