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记独家 忆两次重大采访中的丁钢

导  读　　与老丁一起的两次共同采访，时间虽短暂，但他的言传身教让我记忆犹新。

一

丁钢是中国青年报社原国内部的老主任。我在中国青年报工作20多年，诸多的人和事定格我的记忆。丁钢就是其中的一位。

就职中国青年报社，特别是做报社机动记者那段时间，我与丁钢主任交集甚多。老丁一家除小儿子外都是新闻人，他和夫人郭梅尼、女儿郭蓝燕三人都担任过中国青年报社记者部的主任，被中国新闻界传为佳话。老丁调入中国青年报社编辑部之前，在东北、江浙、上海等地做过地方记者，穿行滇藏边界，翻越唐古拉山，报道中印自卫反击战，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造就了他敏锐的新闻敏感，使他成为中国青年报社最擅长组织重大新闻战役的一线领导组织者。在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异常艰难中，我报道的几十位来自各条战线的青年改革人物，参与的十余次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国庆阅兵等重大政治新闻报道，都是在他的指挥下成功完成的。

作者（左一）在中国青年报60年社庆时与丁钢（左二）郭梅尼（右一）夫妇的合影。

1983年我与老丁经历的两次采访——沈阳“296劫机事件”和全国两会上廖承志突然逝世的追踪报道。让我对记者应具备的新闻敏感和应该担当的责任有了更为直接和深刻的理解。

二

1983年，5月5日上午，卓长仁等6人持枪劫持了沈阳飞往上海的民航296航班。一百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被劫持，飞机落在当时的南朝鲜春川机场。

新中国成立后，发生过多次劫机事件但均告败，卓长仁等制造了新中国劫机成功的第一案例。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发生劫机都是重大事件，其中必有重大幕后新闻。我一时拿不准报社是否会同意对这种突发性重大敏感新闻事件进行采访和报道，迅速接通了老丁的电话。

老丁让我等他回复。他动作很快，不一会儿我就接到回电。他联系了国家民航局，但情况非常复杂，那边不同意采访报道。老丁说：“役军，这件事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是大新闻，你可以进行些基础性采访，把事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下一步看事态的进展再定夺。”

我立即行动，第一时间赶到沈阳体育学院，一下插到院保卫处进行采访，成为国内外第一个对此采访的记者。保卫处是破译“296劫机事件”内幕的突破口，被带上296航班的几支手枪，都来自这里。劫机6名罪犯中的两个盗枪者，就是沈阳体育学院保卫处干部。

此时，沈阳体育学院保卫处还没有接到上面不准接受记者采访的通知。采访顺利，我获得了许多人至今都没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这给我了一个重要启示：记者采访突发性重大新闻，必须立即行动，先下手为强。但就在采访结束几小时后，我接到被采访人的电话，不同意被采访内容被报道。

沈阳体育学院保卫处的领导，后来因渎职罪被法办，与此相关的多部门领导被追责。这个无论在政治还是外交上造成恶劣国内国际影响的劫机事件，原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5月5日凌晨，一个参与劫机人的父亲看到晚上值夜班的儿子留下的字条：“不孝的儿子要远走高飞了，如果顺利的话，还能报答你。”老人看后感觉很奇怪，作为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颇有不祥之感，马上把情况告诉了院长。院长通知保卫处查明情况，这才发现办公室装枪支的柜子被撬，全部枪支被盗。这是早晨6时30分。而他们并未把此事作为重特大案情，只是安排一些人到相关的亲戚朋友、火车站、汽车站寻找失踪的保卫处干部。

3个小时后，此事才被上报至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区分局。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消息在院里传开，有人反映失踪者前几天买了去上海的机票。人们这才意识到劫机的可能性。他们眼看着飞机腾空而起：296航班正点本来9时20分起飞，实际晚点至10时50分才起飞。种种失误判断又一次错失行动的良机。

劫机事件后，台湾称这是“苦难深重的大陆同胞弃暗投明的重大胜利”。台湾方面派来很多人，打着标语，呼着喇叭到酒店门前煽动中国乘客“投奔自由”，加入台湾反攻大陆的“共同斗争”。争夺与反争夺的暗战，在安置着一百多名乘客的酒店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展开。乘客中党团员发挥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台湾方面的阴谋终成泡影。

一个劫机犯罪的新闻主题，演化成爱国教育的新闻主题。老丁得知情况后马上打电话，说要尽可能采访296航班乘客中的代表人物。他立即从北京赶到沈阳，和我马不停蹄，夜以继日采访。

长篇通讯形成，但因种种原因并未发表。成功的采访、未竟的报道，令人遗憾。当时我到中国青年报社做记者不到3年，没能用报告文学方式再现“296劫机事件”所涵盖的深刻主题。如果当时我能驾轻就熟，我第一篇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的问世，就不会是3年后《中国作家》杂志刊发的《世界冠军的沉默——何智丽夺冠前后》了。

三

作为中国青年报社机动记者、特派记者，我曾南下太平洋，报道中国卫星发射的曲折过程。曾跨过罗湖桥，探寻中国涉外婚姻的悲欢奥秘。我在中青报所撰写发表的文章，包含着老丁和其他编辑同志的心血。老丁曾经对我说：你们是新闻捕手，我就是“油漆工”，会让你们的文章在报纸上光鲜亮丽。

老丁是一个耿直、率真的人，说话办事直来直去，不磨叽，不拐弯抹角。记得有一年我从地方记者站抽调回国内部值班，部门里人员生病的生病，出差的出差，老丁又要外出参会，就剩下我一个人。正当我忐忑不安时，老丁说：“这里你都熟悉了，只管干。大事给我打电话，稳当点不会有问题。”

我和老丁另一次共同采访，是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83年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是换届大会，报道的重点是国家领导层人事变动。这次大会也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力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大会，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这也是我记者生涯中第一次参与的重大政治新闻报道。

会议于1983年6月6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6月10日上午，我突然得到廖承志当日凌晨去世的消息。老丁说：“你马上核实，消息确认，应立即追踪采访。”这不仅因为廖公是即将诞生的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中副主席人选，还因为他曾担任过团中央的副书记和全国青联主席。

随后，老丁和我一起研究制定追踪报道廖公逝世的方案，进行采访。

当我和老丁走进荣高棠老人的家的时候，他正在桌前翻看照片，荣老拿着廖公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合影的照片让我们看。他说，1949年四五月份，他和廖公、冯文斌、蒋南翔等人一起筹备全国团代会和全国青联大会。会上，冯文斌当选团中央书记，廖公当选团中央副书记、全国青联主席，荣老当选团中央秘书长。当时廖公是中央委员，冯文斌不是。但廖公不计较这些，积极配合冯文斌的工作。荣老说廖公对党忠诚，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一天到晚总乐呵呵的。乐观的人应长寿，没想到他走得这么早。

林丽韫担任全国妇联副主任、全国台联主席。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她是台湾代表团团长兼任大会执行主席。晚上，我们赶到她的驻地。提起廖公，她非常难过，声音嘶哑：廖公走得太突然，大家都没想到。

林丽韫第一次见廖公是1953年。她和父亲一起参加日本华侨护送抗日烈士骨灰回国团，廖公与护送团全体成员一起座谈。中日友好这条路走得非常艰难，廖公和许多人一起，推动民间外交，打破壁垒，实现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为改革开放打开一扇门。 

1982年7月，邓颖超看到蒋经国在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表露出“切望父灵能回家园与先人同在”的思乡之情。廖公曾与蒋经国是伙伴儿，又在莫斯科一起读书。邓大姐建议廖公给蒋经国写信，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廖公很快就写出给蒋经国的信。廖公信中劝慰经国先生，“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若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名留青史”。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廖公这封信在海内外及台湾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后来国民党终于放弃“三不”政策，迈出打破两岸阻隔，开放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旅游的一步。

对林丽韫的专访见报后，新华社当天即以“廖公，你把台胞装在了心中”为题，向国内外播发了《中国青年报》这篇专访。 

与老丁一起的两次共同采访，时间虽短暂，但他的言传身教让我记忆犹新。中青报岁月，如一座时光丰碑。2018年底，84岁的老丁辞世西行，而对老丁的记忆，在我诸多记忆中凸显其位。他黝黑的时而严肃酷如包公，时而快乐笑纹荡漾的脸总浮现我眼前，随和时叫我声“小马”，严肃起来即称“役军同志”，还真叫人心里放不下……

（来源 青年记者）